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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0-22日,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在沈阳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创造者:创造新的商业价值”,在金融网站上现场直播。
在“创造者:创造新的商业价值”全体会议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就制度成本的重要性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说,减少摩擦力有许多层面,即经济向前发展的成本。第一个层次是每个企业都能处理好自己的问题,不管有多光明,都有困难的经历,这是马云刚才提到的。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层次。
以下是部分文本记录:
马魏华:
谢谢李铁。接下来,我们想邀请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给我们做一个演讲。他是我们俱乐部的顾问,也就是周其仁教授。我想大家对周教授并不陌生。他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深刻而复杂的经济现象,并以研究现实经济和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经济而闻名。他不仅研究货币、土地和农业,还深入研究了制度经济学。众所周知,对经济转型和变革最根本的支持是制度变革。让我们听周教授给我们讲一下制度成本的重要性。
周其仁:
谢谢你。我想谈谈一些学者的看法。我们知道一个物体需要向前运动,首先,它需要有动力,其次,它需要克服摩擦。经济运动是一样的。我一直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会缺乏动力,因为它是一个人口众多、长期贫困的国家。今天,虽然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我们的人均水平仍落后于世界第80位。从中国几代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他们不会放弃,会继续抓住机遇。因此,中国经济应该好好研究。它如何有效地减少经济向前发展的摩擦力?这种摩擦是有代价的。因为我们想要实现一些事情,你会有一些事情阻碍你。阻碍你前进的事情会让你很难实现你的抱负、愿景和期望的目标,或者如果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实现,那就是成本。有许多层面来分析这种摩擦或成本。第一个层次是每个企业都可以处理自己的问题。每一个企业,不管它有多光明,都有一段艰难的经历,而且有一个问题要处理,那就是刚才马云提到的,要付出多少,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层次。
在第二个层面上,企业可以相互交流经验。如果我们处理摩擦力,我们将会看到其他企业在做什么,工业在做什么,以及我们能学到什么先进的经验。我相信,自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那就是我们的制度性和体制性摩擦力,这种摩擦力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处理的,企业也不能通过相互学习来有效地减少它。恐怕这件事应该得到在座各位的高度重视。当我们聚在一起时,我们不仅要处理前两个问题,还要研究如何处理第三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系统摩擦,或者制度成本?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接入费用如此昂贵,为什么互联网速度如此之慢?你的问题是上游问题。现在当讨论“互联网附加”时,每个人都必须处理互联网速度和互联网接入费用。然而,这种收费并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中形成的,因为如果市场环境高,一些人就会蜂拥而至进行竞争。但是,当谈到我们最基本的电信或增值服务时,我们的市场仍然是开放的。这并不是说你可以提供一个业务进入,与它竞争,降低关税,使整个市场和消费者受益,而是说首相应该出面访问它。问题是,我们的13亿人民只是一个总理,这种制度成本渗透到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如果不能有效降低,有人说关税会越来越低。有关系吗?互联网速度是快还是慢有关系吗?这很重要。对于成熟的企业来说,关税高不重要,因为他们有消化的能力。但是,对于所谓的创新,对于刚刚起步的企业来说,如果关税再高一点,很多愿望就很难实现,很多企业就无法启动。对很多企业来说,好的时候关税比较高,可以消化。当市场吃紧的时候,当它走下坡路的时候,关税就更高了,有时很难生存或死亡。至于速度,这就更大了。我读过《乔布斯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故事。一天,乔布斯走向工程师,告诉他苹果的启动速度很慢。你能让他的启动速度慢10秒吗?这个人不明白。重点是什么?乔布斯说如果你能拯救一条生命,你会放慢速度吗?工程师说没问题。那时,世界上有500万人使用苹果。如果他们每次启动慢10秒,那将是3亿秒,这意味着一年有100个人,100个人的整个生命将被浪费。工程师一眼就明白了。两周后,这位工程师将苹果的启动时间缩短了28秒。我读这个故事是为了买苹果,并且活了很多年。
我们目前的上网速度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有使用这个问题,但是如何调整这个资费可以由一个企业来处理呢?我们有可能见面交流经验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的体制改革、大企业、市场准入,以及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一些质优价廉的基本服务。这件事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注意。今天,“互联网加”已经成为一个口号,响彻整个河流,“互联网加”已经开始。我知道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那就是用知识产权打电话。第一个商业申请由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的一家私营企业完成。他注册上网并购买了电信服务。为什么这款ip电话具有竞争力?这不是传统的电话。通话时被称为占线,该线路已被占用。ip电话语音数据包可以上网。如果有空,请发送一个数据包,然后在到达后将数据恢复为语音。所以它的关税可以便宜得多。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事情是困难的。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国家电信部门提供国际电话,每分钟28到35元人民币。马尾企业家自发支付了25元和8元。结果,我们28元的供应商没收了这台机器,说它赚了大钱,最后还了钱才被放行。两兄弟上了法庭,最终败诉并上诉。当时,主审法官应该叫徐永东,他在中国的法律市场上有一席之地。他第一次创造了如此复杂的问题,并请许多专家来演示。他会清楚地知道ip电话和传统电话的区别。他引用了一条法律真理。当知识产权技术首次颁布时,该法律如何控制一项新技术?法律上没有禁止。这一事件对加快ip电话的市场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哪一年,1997年和1998年,所以中国很快推出了由国家提供的ip电话。价格是多少?每分钟4.8美元。
最近,有一个关于“互联网+”的故事。对于许多城市来说,将互联网和旅游结合起来乘坐出租车是很困难的。你很难仔细研究传统的出租车。你说他很难使用这个价格。你说你在路上抢了一辆车并和他讨价还价。如果你不想去,那会更贵。如果你做不到,每辆车都会被讨价还价,整个城市都会瘫痪。因此,世界各地的出租车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每公里10元和12元的窗户房。这种模式无法应对需求的变化,因为城市旅游有高峰、高峰和高峰。你有空的时候很闲,忙的时候很忙。当互联网出现时,你可以将价格机制应用到旅游需求中,这样可以增加安全性。因为过去叫出租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知道司机是做什么的。现在看看滴滴打车。我参观过它。无论谁接你,谁接你都有一部手机,手机后面有一张信用支票。但是这在不同的城市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你侵犯了我的既得利益。你怎么能从事这项业务?当你从事这项业务,并在过去发行了这么多的卡,出租车公司应该如何处理它的钱?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商业模式问题、一个算法问题和一个制度问题。而这个体制改革的问题,绝不是企业家可以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企业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主力军,必须参与降低系统成本的过程。
刚才我听了王民书记的讲话,我很感动。我欢迎各界人士监督政府的服务,也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我认为这很重要。当我们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和当地政府一起投资,还会帮助这个地方,降低系统的成本,减少单个企业努力无用的摩擦,他会促进这个地方的发展。当然,现实和理想总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争取。
我最近调查了一家公司的人的反应和一般情况,我发现它很生动。他说,目前的情况被称为大领导人的石油控制门,中间领导人悬着空,而小领导人就是不松开刹车。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但只要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情况,我们将与政府合作,以减少小摩擦系数。因为这些摩擦系数已经下来,中国经济有足够的动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克服这个短期的低迷,克服中期转型的困难,继续把中国经济推向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谢谢大家。
马魏华:
谢谢你精彩的演讲。现在请王余庆先生讲话。
提问: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的摩擦是一个系统问题,企业应该参与推动解决。但从你的例子来看,这主要是关于垄断。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垄断是当前制度问题的关键吗?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制度因素需要解决吗?而这种垄断,为什么你不能去,因为这种垄断已经被谈论很久了,不是现在。当然,这里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可能不会来找几个国企的老板,他们也可能有自己的说法,所以我希望你能再分析一下,谢谢。
王余庆:
谢谢你的提问,因为现在所谓的行政垄断是一种法律垄断,那么法律垄断呢?当我们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时,我们应该遵守法律,参与立法和修改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非常重要,今后立法的主导权应该移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过去,由于我们的知识,因为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管理许多复杂的行业,部门立法是主要的事情,这种部门立法的优势是它的专家知道这个领域的细节。然而,部门立法通常将部门利益纳入法律,因此当您触及它时,您将立法并开始修订过程,因为过去许多法律都是由部门制定的,当生产力被证明不适当时,有必要对法律进行调整。许多企业家都是各级人大代表,他们应该在这里发挥作用。企业家在市场上很活跃,他们比许多信息更有优势。了解了这些信息的来源和关键部分,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开发市场。因此,第一个答案是,企业家应该积极参与全国人大领导的立法修订过程。过去,当企业遇到问题时,应该迅速找到哪个领导干部。我们应该去一个现实的国家,养成一种习惯,遇到问题就去找律师,遇到问题就从法律层面讨论其合理性、非合理性和可变性。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情就会在这个口号下继续喊下去。因此,我的中心观点是,企业在分享个人成功经验时,应该关注共同的问题。这个普遍的问题是沿着法制的道路前进的,因为当涉及到这部法律本身的时候,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而且不适当的地方可以通过程序进行调整,所以它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既定的。
例如,有多少运营商经营电信,这还没有说。可以讨论和研究是一个家庭更好还是三个家庭更好,或者私营企业能否进入。我的态度不是一天能达到的。至于金融,涉及外贸,我们有很多复杂的领域,互联网不知道要增加哪个领域。如果其中存在法律障碍,我们不知道如何逐步推进和减少这一体系的摩擦力,我们就不会在下一步如此顺利地添加它,我们也就没有可能将其添加到我们的国民经济中。谢谢你
来源:简阳新闻
标题:周其仁:制度成本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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